1979年9月，一辆老旧的绿皮火车缓缓驶入成都站。车厢里，一位身着靛蓝苗布衣的青年紧攥着西南民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额角的汗珠和着车窗外的尘土缓缓滑落。这个艰难成人的苗族孤儿，此刻紧握的不仅仅是一张通知书，更是一把党的民族工作政策传接给他改变命运的金钥匙。这个从贵州大山走出的少年不会想到，未来的44年，他将用双脚丈量中华民族文化，用双手搭建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科桥梁，成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推动者——他就是杨正文教授。

学科发展的执炬者

1983年盛夏，杨正文老师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任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奔赴阿坝州牧区开展人口调查。杨老师说：“第一次到草原上，既兴奋又尴尬，50多天的草原田野生活，从喝不来牛奶到带着一身牛奶味和虱子回到成都。”同年9月，成为全国“首届中国民族学讲习班”学员，杨老师由此逐渐织画出了自己的研究路径——从历史文献、田野调查把握民族文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杨老师都在忙碌的教学与科研中坚持深造提升学术水平。他在担任《民族教育》杂志编辑期间，创办了“民族文化资源大专班”，构建起理论学习与实践传播的双轨路径。

“母校予我满斗清泉，吾奉一捧涓滴报之。”杨老师常以此自喻，躬身践行。从推动民族、民俗学硕士点的申报到改革；从助力民族学博士学位授予权获批到博士后流动站设立；从牵头组建跨校际民族学暑期工作坊到推动打造“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品牌，并促成国家民委重点研究基地、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研究基地的落成——这一系列壮丽图景背后，无不凝结着他的心血，往复穿梭间织出了学科腾飞的坚实业绩，也为万千学子架起通往学术殿堂的金色桥梁。

跨文化对话的织梦人

杨正文老师始终坚守民族教育阵地，同时秉持文化传承初心，深度探寻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联结。他常忆起童年往事：“父亲在我九岁那年教会我吹奏芦笙，每逢苗年盛典，我手捧芦笙穿行在苗族盛装的圈层中，踏着芦笙节拍翩然起舞。这些宝贵的记忆让我明白民族文化的可贵，也激起我探索璀璨中华文化的动力。”

为构建苗族服饰文化谱系，杨老师历时三年深入川黔滇湘桂五省，足迹遍及苗族主要聚居区，完成了六十余个支系的服饰样本采集与工艺调研。杨老师犹记调研中屡遇险阻，一次在黔桂山区，他们曾因暴雨导致车辆故障，徒步跋涉四十余里山路才赶到县城求援。1998年《苗族服饰文化》问世，书中“服饰为族群辨识的边界”的理论创新，因此获评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作为我国非遗研究领域的先行学者，杨老师曾受邀参与央视“中国风”访谈，并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台湾辅仁大学，推动两岸学术机构学术交流合作。1999年，《苗族服饰文化》韩文版在韩出版，开启其国际学术交流新篇章。以此为契机，杨老师逐步搭起中日韩非遗研究的学术桥梁，举办“东亚经验”国际会议，为各国学者搭建起探讨非遗保护的对话平台。

作为“中国第三届德艺双馨民间文艺家”“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杨老师致力于非遗保护事业，他说：“非遗保护的核心在于将各民族特色文化与地方性知识凝练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符号。”杨老师的努力，让世界透过苗族服饰的璀璨纹样，触摸到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更用学术话语的现代转译，在国际讲坛上展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桃李芬芳的播种人

从苗岭深处走出的杨正文老师，始终铭记着大山的馈赠与乡情的温度。父亲早逝的他，在乡亲们接力资助下才得以完成学业。“吃水不忘挖井人”，感恩之情最终化作他穿引爱心的丝线——从资助家乡雷山民族中学三名贫困生完成高中学业，到为家境困窘的在校生悄然留下千元助学金；从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积极响应号召捐款捐物，到退休后持续参与家乡“关工委”助学工程……杨老师都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让那些曾因家境无法追梦的少年重获高飞的翅膀，让那些困守大山的青春看见更辽阔的世界。正是那一丝温暖与善意，最终化为那名受助生成为民研所研究员的星光。

为激发学生个性发展，杨老师在民族学学科创立初期便前瞻性地构建支持体系：一方面鼓励学生按兴趣选择课题，另一方面率先提议设立研究生专项基金以支持学生开展田野。如今，他指导的无数本科生、85名硕士、27名博士已遍布民族地区，其中许多人已成长为教授、副教授，将“美美与共”的教诲转化为促进民族团结的实际行动。“杨老师对学术的赤诚坚守，对学生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教学艺术，都是我们终身奋进的标杆。”他的学生，德宏师院李莉教授由衷感言。

杨老师深情说道：“作为从偏远山区走出的孤儿，我深切感受到自己能有今天的成绩，无不印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我也立志成为万千投身教育事业的奋斗者之一，为铸牢中华民族教育事业贡献毕生精力。”

同学们纷纷表示：“杨老师的事迹何其励志，他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为民族学、民俗学大家，令人敬佩不已，杨老师还心怀大爱，勉励我们努力学习，回报社会，传承民族文化，能以杨老师为榜样，是我们人生之大幸。”